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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资讯 2014年第3期
发布日期:2019-08-27 05:43   来源:未知   阅读:

  为配合我国《刑事司法协助法》立法工作,并为我国立法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以大陆法系的意大利和希腊刑事司法协助立法实践以及英美法系的英国刑事司法协助的立法做法为内容,将两系在这方面的立法模式、实际执行部门以及审查办理程序作以介绍。

  意大利与希腊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典是进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法典,其中均对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司法协助做出了规定。

  在意大利,刑事司法协助作为专章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第十一章中,共计57条,其调整范围除包括协助调查取证、提供证人证言、移送在押人员作证等传统刑事司法协助内容外,还包括引渡、被判刑人移管、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意大利只有在有条约的情况下才对被判刑人进行移管,主要依据《欧盟被判刑人移管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双边条约的规定开展。

  在希腊,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也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成章,共计25条,其中第437条至第456条规定了引渡,第457条至第461条规定了司法协助,规范包括刑事调查取证、提供书证物证、提供鉴定材料、移送证人作证等事项在内的刑事司法协助合作,同时也规定了诉讼移管、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等内容。被判刑人移管未在该法中规定。从调整范围上来看,意大利与希腊法律所调整的刑事司法协助属于广义刑事司法协助,在体例上均是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置专章规定。

  在英国,刑事司法协助、引渡、被判刑人移管与民商事司法协助都有单独立法。刑事司法协助由《1996年刑事司法合作法》与《2003年刑事司法合作法》调整,其中包括提供证据材料、协助调取证据、协助询问证人、提供银行账户信息和记录、通过音频或视频取证、扣押赃款赃物、移管在押人员作证、提供护照与出入境等信息,缉捕犯罪嫌疑人等。引渡与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分别由《2003年引渡法》与《1984年被判刑人移管法》调整,因此从调整事项上来看,英国法律所规范的刑事司法协助属于狭义刑事司法协助。这是与其对不同问题分别立法的普通法传统相适应的。由于历史原因,英国存在三个独立法域,一般来说,英格兰与威尔士、北爱尔兰、苏格兰独立适用各自议会制定的法律,但从维护法制统一和提高合作效率的实际出发,从地域适用范围来看,《刑事司法合作法》是适用于英国全境的,仅对苏格兰做出了特殊安排和规定。

  在意大利和希腊,司法部都是刑事司法协助唯一的中央机关,负责提出和接收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并对请求进行审查,不承办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具体协助。在这两个国家,外来司法协助请求都首先递交司法部进行审查,然后由司法部转交最高法院进一步审查执行。在与国家司法主权最密切相关的引渡案件中,司法部长审查后认为可以引渡的,转交最高法院审查执行;认为不应引渡的,直接拒绝。最高法院审查认为应当引渡的,交司法部长决定执行,司法部长认为不应当引渡时,可以否决最高法院的决定。但是最高法院审查不同意引渡的,司法部长无权否决最高法院决定。

  英国的中央机关有多家,分别是内政部、皇家海关总署、苏格兰皇家办公室与司法部国家罪犯管理局。中央机关负责接收和审查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作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是否符合英国法律,能否执行等判定,并决定由哪家主管机关执行请求。四家中央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承担审查职能,内政部负责《刑事司法合作法》规定的一般刑事司法协助案件,同时考虑到税务与海关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一部分与税务和海关事务联系密切的案件由皇家海关总署负责,苏格兰皇家办公室负责需要在苏格兰境内执行的司法协助请求。国家罪犯管理局负责移管被判刑人案件请求的提出、接收和执行。四家中央机关之间没有互相隶属关系,合作较为顺利。内政部是刑事司法协助最重要的中央机关,负责制定刑事司法协助工作方针与具体规范,同时还负责对刑事司法协助总体协调,如果一个案件既涉及普通刑事犯罪,又涉及海关税务犯罪,或者既涉及英格兰,又需要在苏格兰境内进行调查,一般要将案件提交内政部,由内政部作为中央机关进行合理分工。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盟通过了一些关于司法协助和被判刑人移管的条约和指令,如欧洲引渡公约、欧盟刑事司法协助公约和欧洲被判刑人移管公约等,根据这些公约,欧盟成员国之间主管机关可以直接进行刑事司法协助合作。但在与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合作时,意、希、英三国司法机关都表示设置中央机关能很好地提高司法协助合作效率。

  在意大利,由司法部负责审查并向外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司法部对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审查主要是通过对主管机关所提请求及其文书的书面审查,包括审查请求书是否符合规范,所附材料是否符合法律,是否完备等。由于翻译质量也是影响司法协助请求能否顺利执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司法部通过协议翻译公司为主管机关提供翻译服务。司法部同时负责接收由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接到外国请求后,司法部根据条约和国内法对请求进行审查,审查内容主要集中在请求是否涉及军事、政治犯罪,是否符合双重犯罪原则,是否存在与本国诉讼程序相冲突的情况,请求书所附材料是否完备等等。然后司法部会根据请求内容对请求进行分类,并决定送交哪个主管机关进行执行,如果请求执行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管机关,司法部会把请求书同时转交两家机关,并进行协调,在实践中,需要协调和合作的案子并不是很多,但进行的都很顺利。

  希腊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审查与办理程序和意大利相似。办理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依据主要是条约与国内法,在与请求国存在条约关系时,条约具有优先适用效力,没有签订条约的情况下,请求国也可以依据希腊法律向其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希腊司法部对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审查也主要是形式审查和书面审查,审查通过后,由希腊司法部根据案件性质将请求直接转交相关法院或检察院进行执行,不用通过法院或检察院的最高机关进行转交。司法部不干涉司法协助请求的办理过程,具体负责办理案件的法院或检察院对请求能否执行具有实质性判定权。但如前所述,两国对于引渡都有特别审查程序。

  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且拥有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三个法域,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审查与办理程序较其他国家稍有不同。总的来说,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提出、接收和审查由英国内政部进行。内政部接到外国请求后,负责对请求进行审查,并将审查通过的请求转交相应主管机关执行,主管机关包括皇家检察总署、重大欺诈问题办公室、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严重有组织犯罪署等。由于苏格兰与英格兰和威尔士、北爱尔兰法律体系不同,苏格兰拥有独立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接收、提出和审查权,外国请求苏格兰提供司法协助,可以不通过英国内政部,而直接向苏格兰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皇家办公室提出,反之亦然。英国内政部接到涉及苏格兰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时,需要将案件转交苏格兰皇家办公室由其进行审查,并转交苏格兰皇家检察官办公室等主管机关。一部分涉及海关与税务的案件由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负责接收、提出和审查。如果三家中央机关就是否接收或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有异议时,在实践中,一般由英国内政部作出最后决定。在英国,审查请求的依据是条约和国内法,但条约效力并不当然高于国内法,条约的法律效力位阶由批准条约的机关决定,如果批准条约的是英国国会,那么条约视同为国内法;如果批准条约的是英国政府,那么国内法优于条约适用,比如《中英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属于英国政府批准的条约,在效力位阶上要低于英国《刑事司法法》等由议会通过的国内法律,也要低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由议会通过的国际条约。由于条约并不一定高于国内法,在条约与国内法可能存在冲突时,英国的应对策略是,在加入该条约前后,颁布与所加入条约相一致的国内法,在条约作出调整时,对相应法律也进行修正。

  此次访问的三个国家中,意大利与英国属于犯罪资产的没收、返还与分享领域的先驱国家,有着较为丰富的立法与实践经验。意大利将没收犯罪资产作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一把利剑,早在1982年就颁布了可以执行独立“对物”没收的犯罪资产行政没收程序,并在1994年颁布了第501号法令,规定如果被法院认定为有罪的人无法提供资产合法的证明,且资产价值远超过其合法收入,当局可以对非法资产进行紧急没收,在2002年又制定实施了追缴有组织犯罪资产的专门性法律,详细规定了犯罪资产的定义,扣押、没收犯罪资产的条件和程序,并规定可就犯罪资产追缴问题开展国际合作。一个国家可以向意大利提出扣押或没收犯罪资产的请求,由意大利司法部接收并审查,然后转交给法院,由法院裁决是否可以进行扣押或没收。在请求扣押时,外国必须证明财产与犯罪有关,且属于可被扣押的财产。在请求没收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财产持有人被判有罪,请求国需要提供有罪判决,以及财产与犯罪有关的证明;二是财产持有人虽有犯罪嫌疑,但未被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提供该财产价值远超犯罪嫌疑人合法收入的证明。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由内政部刑事警察中央办公室主管,没收的财产折现后上缴到由司法部设立的专门基金账户中,其中一部分作为办案经费拨付司法部和内政部。如果请求国能够证明其对没收资产的权利,可以将财产返还请求国。英国的犯罪收益追缴主要规定在《2003年犯罪收益追缴法》中,该法建立了刑事没收和民事追缴两大制度,在当事人被判有罪时,适用刑事没收制度,直接收缴与犯罪有关的财产或被推定为犯罪资产的财产;在当事人被判无罪或刑事诉讼正在进行中时,可以独立启动民事没收程序,直接对涉嫌犯罪的财产进行没收。英国民事追缴程序适用的财产范围很广,可追缴财产既包括发生于英国境内的非法行为所产生的收益,也包括发生于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非法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后者需要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即非法行为发生地与英国均认为该行为违反刑事法律。《犯罪收益追缴法》的这一规定解决了资产追缴国际合作的一大难题,当他国犯罪人将犯罪资产转移到英国境内,该外国客观上无法没收不在本国境内的财产,而英国又无法对该犯罪人启动刑事定罪程序时,该外国就可以启动刑事司法协助请求,请求英国执法机关适用民事追缴程序没收非法行为所得的财产。所有国家,不论其是否与英国签订了相关条约,都可以依据《犯罪收益追缴法》向英国请求扣押、没收犯罪资产。适用没收程序没收的财产属于英国国家财产,外国不能请求返还,只能分享,一般由英国与请求国各分一半,如果请求国能够提供证明原财产属于本国合法所有,或在没收程序中贡献较大,则可以提出更高的分享比例。根据该法,英国2011年共计追缴了265万英镑犯罪资产,该法实施以来共计追缴了10亿英镑的犯罪资产;而皇家检察署通过非定罪程序,2011年共获得法院5600个没收令,追缴了120亿英镑的犯罪资产。

  经询,这三个国家都表示,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可以作为提出没收、返还与分享犯罪资产的法律依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大利、希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立法体制与我国较为相似;英国属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传统悠久,法制发达。三国的司法协助立法实践与做法,可操作性很强,为我国《刑事司法协助法》的立法提供了很多有益经验。

  首先我想感谢中方的主办方司法部,这么好的欢迎了来自于欧盟的各位代表。同时,我也想从我的国家给大家发出欢迎,我们是来自于欧洲东北部的小国家,我们有很多的山峰,男人穿着裙子,当然我们也有科技。我也给大家带去来自于欧盟代表团和国际法律援助组织的问候,在大家手上的材料中有对国际法律援助组织的介绍,它里面包含了国际法律援助政策制定人和研究人,历史有了20年,在我演讲最后一部分会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组织。

  首先中欧双方的考察、访问激增,特别是在法律领域。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非常有兴趣去研究其他国家的法律援助系统,现在在世界上至少有三种法律援助的不同体系。那么,欧洲还有一些国家在做他们自己对于全球其他地方的法律援助系统的调查和研究。

  这次对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下面几项,要促进相互谅解和未来合作,讨论法律援助的一些新的挑战,找到我们共同的战略问题,讨论不同方法的优势和劣势。

  我先给大家提醒一点,这是欧洲,有很多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援助体系。那么中国大家比我更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法律援助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都有很大不同,我们在全球范围上去讲欧洲的法律援助和中国的法律援助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我们有地域性的差异。我们也知道,这些差异是来自于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以及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对于司法系统的一个影响。

  在欧洲西部的这些国家是比较迟的才去开发法律援助系统的,那么左边这些普通法的国家也开展了自己的法律援助体系。那么他们有自己的刑事诉讼法的系统以及民法体系。即使在英国,也有差异。在很多年间,英国和苏格兰对于受援对象的经济能力有同样的测试方法。在最近几年有了差异,范围也不一样了。苏格兰的法律援助受援范围和英格兰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也能够这些差异带来的影响。看一下这些表吧,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详细讲解这些幻灯片,但大家自己可以看一看,这些幻灯片上给大家看的是各个国家的人均法律援助公共预算。按照人均法律援助的年均公共预算分配的,这里面讲的是欧洲的一些国家。

  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些国家的GDP对比法律援助的公共预算的话,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困惑。因为不同的程序、体系,可能在这里没有很清楚的体现出来。关于在起诉程序的成本,以及法律援助方面的成本,它的总体成本到底有多少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下这些幻灯片,可以发现前面几张幻灯片和这几张幻灯片上面都能展示国家之间的差异。比如这张幻灯片,你会发现有些国家有一些改变,在法律援助支出方面有一些改变。

  我接下来会讲一下欧洲法律援助的战略问题和难题。有一些问题可能中国也有,比如第一,民事法律援助对公民社会的贡献是多少?第二预算紧缩造成的威胁是什么?第三,一线服务的作用是什么?第四点是我们怎样用科技的手段去强化我们服务的提供。第五,质量评估。这个质量评估是欧洲和中国都非常感兴趣的一点。第六,多方如何共同参与法律援助的提供。

  欧洲很多国家要讲法律援助预算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提供法律援助。美国最高法院讲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光是最高法院的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社会最鼓舞人心的希望,是我们整个法律体系之所以存在的终极目标之一。

  这张幻灯片读起来太长了,但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其实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是研究人员现在认为去看法律援助的业绩,是要去把它看成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这个叫做法律援助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看法。

  现在在欧洲和其他国家有这样的趋势,就是把它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来看它的作用。

  另外一个中国和欧洲面临的挑战是资金怎么办。要提供法律援助,当然要有资金的。所以我们要看一看,除了政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资金的来源。比如律师的公益服务,那么还有部分受援人是不是可以出一部分钱?还有一些国家,还有一些贸易联盟,贸易协会,工会可以提供一些资金。如果在正常的法律体系上,我们说打官司的时候,胜的这一方是不需要付钱的,负的一方把对方的钱付掉,但是钱总是不够。

  我们看英格兰和威尔士,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法院体系的一个地方,我们看他们,他们的钱都不够。那一会儿有人也会讲他们的情况。我们现在又有预算紧缩的问题,苏格兰也是一样,也是面临预算紧缩的问题,程度也一样,虽然时间比较晚。预算紧缩在苏格兰威尔士几方面都有体现。那么我们要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使用可用的资源,即使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紧缩之后的预算还是在世界上的法院系统当中最大的经费,问题就是怎么更好的去运用这个经费。

  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在上面需要有一线的服务,也就是需要有初期的干预。研究也发现,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钱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它可能会因为你要被从家里赶出来,无家可归,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这样可能也就意味着你要被解雇。你还有家庭的关系,比如婚姻关系会受到影响,最后的话可能就是家庭被拆散了。往往在一些问题初期不解决,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需要在早期给予一些意见和咨询,防止这样问题的升级和恶化。

  这个研究一开始是在15年之前开始做的,是英格兰、威尔士开始做的,但是他的经验教训一开始被吸收是在荷兰,他是引入了尽早干预,这样也是荷兰制度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会儿也会听到,他们是有30个非常近的法律服务台,分布在非常便利人们到达的地方。大家可以自己读一下。实际上一线是由非律师提供服务的,再加上律师给予他们一些帮助,还有工会,还有调解等等。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像法律服务台的外观还有里面,这是一些照片了。

  我们还需要利用技术,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在荷兰,他们也是在用技术,这个时候也是和之前所提到的尽早干预有关的,需要有一线的服务。这一页上面大家看到棕色上面的线表明是互联网使用在欧洲非常多,用互联网解决法律问题的增长速度要慢很多,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种所谓数字鸿沟,数字的排除。有人会说,我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手机,当然这肯定会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所做的研究,包括在全球,还有在英格兰威尔士研究表明,不仅说老年人不擅长使用这些技术,很奇怪的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也会在数据使用上有问题。因为很多年轻人会用手机做很多的目的,但是他们不用手机获得法律意见和咨询,我们也感到蛮奇怪的,我们作为这个研究机构也很诧异。

  我和我的同事做了一些研究,大家看到下面研究的标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在欧洲使用电话热线的一些最佳服务,我知道,在中国有全国性的电话热线服务,我们看了使用手机和互联网作为技术手段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一个非常令人感到震撼的,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项目,是在荷兰,叫Rechtwigzer。更多的介绍会在后面有其他嘉宾做出。

  这个项目是它是由当事人使用网站上的工具相互之间来通过他进行通话,在之后的一个阶段他们才会考虑是不是使用调解,或者使用律师的服务。在使用软件最后的话,各方可以达成和解协议,这个协议会有一个独立的律师,最后进行监督执行。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做法,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在考虑使用这个网站,还有相应的软件。

  质量保证是我今天不想说的,明天会主要介绍的。现在的话,这个质量保证大家非常关注,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其中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法叫同行评估。所以同行评估就是在被评估的人中,目前或只有从业经验的人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服务水平对相应服务进行评估。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看质量,比如说法庭到底人们是怎么去考虑这个法律服务的质量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律师和当事人,他们怎么看这个质量,还有就是看文档,也可以用视频的方式,就是由独立观察员进行,我们所用的方法也会更多介绍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使用的,就是文档的检查,进行同行评估。

  有三项研究表明,非律师也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务。在这下面三个相关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如何能够来联合共同的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我们必须有私人律师参与进来,我们需要有新的提供方。还有非律师,一些律师助理,学生的法律诊所,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还有叫所谓其他的一些商业机构,包括像银行、超市、保险公司,他们也都在参与相应一些法律的服务提供和法律咨询的意见提供,这也是非常信的发展的领域。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联合法律服务,这个是在农村地区在苏格兰北部,高地地区。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小城市,这个是在整个农村地区唯一的一个大城市了,这个是非常农村的区域。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话有一个办公室,有点像法律援助中心,有五个律师在里面。他们有一个案子,就会打电话给私人律师、社会律师,会问那个律师有没有兴趣。如果律师没兴趣,办公室自己的内部的律师就会去做这个项目,做这个案子。这个也就是说能够联合自己的内部的律师和社会的律师来共同联手提供服务。

  最后我想说的是,国际法律援助组织,有很多法律援助的决策者、管理者、行政人员以及研究者所构成的一个网络,在明年将会在六月份苏格兰召开一个大会,我欢迎大家到那里去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我们明年在苏格兰召开的一个大会,欢迎大家。这是我最后的一个推荐,谢谢大家。

  在中国,大家对我给予很大欢迎,所以非常感谢组织者请我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意思的法律援助的革命,主要是介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情况。

  英格兰威尔士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始于1949年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法》,实际上应该是比较老的制度,但是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主要是基于2012年的法律援助量刑和罪犯处罚法,简称叫LASPO法,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人权不同观点以及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不同程序,通过不同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反映。

  在英格兰威尔士的民事法律援助。为什么国家在这些方面提供援助和社会确保,首先是公平,也就是能够获得司法救助途径。第二,就是效率,也就是确保市场能够正常的运行。民事法律援助,旨在为民事纠纷中需要法律咨询调解,或者法庭代理服务的原告提供支持和帮助。

  看一下资格审查对民事法资格审查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经济状况的审查。这项主要是为了去确保只有那些确实有需求的人才能够获得这些法律援助,如果在一定收入范围内的人,他们需要承担部分法律援助费用,而通过法律程序能够获得一些这个赔偿或者是资金资产的人,需要从这些当中支付法律援助的费用。

  第二,案情的审查。这主要看一下动用公共资金为这个具体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是否合情合理。考虑这些因素是和那些一个普通的有中等收入当事人在自费情况下是不是会诉诸于法律程序那些因素是非常类似的。在改革当中政府现在也正在引入一种居民资格审查,确保只有那些和英国有非常紧密联系的人才能够获得民事法援助。根据这个审查要求,申请人在提出民事法律援助的时候必须是英国合法公民,或者是在申请前在英国至少连续居住12个月。

  看一下刑事法律援助,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规定,任何遭遇刑事指控的人,如果他自己无法支付法律援助费用,为实现司法公正,有权免费享受刑事法律援助。因此,刑事法律援助是以咨询和法律代理的方式在警察局,也就是他们被逮捕的时候,在治安法院以及刑事法律,上诉法院为被告提供支持和帮助。

  看一下相应的资格的要求。在警察局,会有值班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如果这个嫌疑人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逮捕,治安法院就有经济状况的审查,也就说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的人,收入是有一个上限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叫困境审查。有些人尽管说他们可能收入是在这个标准以上,但是特点仍然坚持说自己没有办法支付费用,还有另外的审查机制是安全网。

  这里面也有案情审查确定到底是不是被告有需要寻求政府付费的律师服务。在看刑事法院,这里的案件自动通过案情审查。因为一般的都是比较重要的,比较重大的犯罪,所以相应面临的刑法也比较严重。这里只需要进行经济状态审查,也就是说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的人,他的收入应该有一个上限。

  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人,它需要字形承担部分费用,如果他们被判有罪,被告还需要从其超出规定资产方面来支付部分律师费用。再看刑事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对于法律援助的上诉人,如果资产和收入超出规定的水平,法官签发辩护成本回收令,要求上诉人承担最高是全额的法律援助费用。这个对英格兰和威尔士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我们国家来说,刚才所讲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过去十年当中,大家看到总成本,这是最上面这条线,这是民事刑事法援助加到一起,每年是超过20亿。2003、2004每年是在25亿英镑左右。过去的10到15年当中,我们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是多于民事法律援助的支出。看一下政府到底对法律援助的费用有什么样的看法。政府认为法律援助是我们司法制度的根本组成部分,但是资源不是无限的,法律援助的费用是由纳税人付的,我们必须要确保公众不会对这个制度失去信心。和其他公共服务一样,法律援助一方面必须要对人那些使用者,或者受援公平,同时也到对买单人,纳税人是公平的。所以,在2010年,部长们要求对于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回顾,然后进行改革。这个就使得我们有了改革第一阶段的工作。

  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主要的推动因素包括:首先是要减少支出,从而为其他的更广泛的公共支出做出贡献。

  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主要就是把这些钱用到真正需要的案件当中,也就是能够保护最为弱势的群体。

  第三,倡导替代的一些解决方案,而且能够早期解决纠纷。法律援助改革是更大的改革的一部分,是希望能够简化司法制度,能够更好的响应人们的需求。

  短期改革,我们已经开始了,要减少费用。基本上就是对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费用砍10%,这会影响到事务律师、出庭律师和专家,而且也是对于新的家庭案件律师的费用也是有一个新的制度。对刑事案件有针对性的费用削减,对于事务律师、出庭律师双方都有影响,大概相当于总体的费率的10%的削减。非常重要的是,用这个政策来减少支出,引入一个新的法。之前我提到了叫LASPO法,这个LASPO的法律主要是为了使得民事法律提供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因此有一系列的这个标准,就是说如果是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如果存在严重的人身伤害的风险,如果存在失去住宅、无家可归的风险,如果说这个家庭要失去对于儿童的监护权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要给予法律援助。

  这个与之前的民事法律援助是根本性的变革,在救助制度下任何案件都在法律援助的范围内,除非该案件被特定规定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相反,该法案明确决定哪些案件仍在援助的范围内,其他不属于援助范围之列。这个是在2013年4月1号开始实施的。

  如果要去这么做,其实还有一些法律限制的对于该刑法改革后剩下的其他适合法援的民事领域,法律和包括欧洲人权公约在内的国际条约,都要求我们对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法律援助服务。因此我们还引入一项另外资助规定,以保证欧洲人权公约要求提供但新法案没有规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这些案件也能够得到法律援助。

  《新法案》还有其他的改变,除了缩小民事法律援助范围外,新的法案及根据《新法案》制定的其他法律法规还做了一些相关较小的改动,以提高经济方面的申请资格要求,特别是将持有8000英镑以下的资产条件扩展到了享受国家收入补助福利的那批人,引入法律咨询服务必须通过电话进行的做法。这种做法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在司法部下面成立一个新的法律援助局,以替代之前的法律援助委员会来管理新的法律援助计划。要执行这些革命我们还是面临着很多挑战的,必须要经过公众咨询这个环节,其中包括对于财务和其他方面的信息更加详尽的评估,特别是对的影响评估。尽管如此,《新法案》在议会中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因此不得不对原的提案做出许多的修改,以保证它获得通过。某些规定,包括例外资助的范围规定现在还面临着许多法律挑战。在新法案通过过程中,政府曾经同意在强制性电话网关制度的两年内发布一份关于运行情况的回顾报告,这项报告正在进行当中,同时我们也在跟踪、监测新法案改革的更大范围内取得的效果,以便开展一次正式的公开评估。此外,议会的各个审查机构开展相关评估,我们需要探讨的主体包含:

  (3)法院是否是因自诉当事人的增多承担更多的费用,从而造成一些节余的减少呢?

  我们首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家庭法案件的调解。调解在法院服务范围之内,这个政策的意图在于支持庭外和解。在今年的4月,我们通过了新的儿童与家庭法案,这个法案引入强制性的调解,情况评估会面制度,适用于所有涉及经济与儿童纠纷的法援申请者,除非有特定的原因,比如家暴,可以免于进行会面评估,这个调解程序是这样的。先有一个评估会面会,再启动调解。经过调解之后达成和解。目前的情形是调解情况,评估会面,大幅减少。尽管经过调解情况评估会面后,进入调解启动环节的案件比例提高了,但是调解启动的数量也减少了。经过调解后和解的成功案件数大体和改革之前差不多。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分析,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同时去研究怎么样支持和鼓励有效的调解。要开展交流活动,去提高人们的调解意识。

  还有对于自述当事人的影响。那么自述当事人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在新法案实施之前,50%的私人家庭法案件至少有一方没有使用律师服务,就是法律代理服务。截至2013年9月的数据表明,家庭诉讼案的自述当事人出现了增长,但是目前就下明确结论稍早。对法院的影响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案件审理的平均时间保持稳定的步伐,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持续的监测。目前正在采取措施,为自述当事人提供支持,不仅是法庭上的支持,还有一些信息和指导。对于自述案件的数量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张图给大家展示的是民事代理,在这儿可以看到,对于所有的民事代理的法律援助受理方面,在新法案实施之后有很大幅度的降低,特别是家庭法案件。

  下面这张幻灯片,讲的案件数量更多了,因为讲的是非代理类民事法律援助,可以从最上面的区县看到,数量,民事法律援助的非代理的律师法律援助的大量的下降。我们也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从2009年10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了。

  上面的一个阶段是民事法律援助,那么第二阶段主要关注的是刑事法律援助。由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限制了缩小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可能性,因此改革不得不把重点放在法律援助提供者这方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降低律师的法律援助补助费。那么政府也特别关注怎么样改善法律援助制度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

  首先,辩护费用削减了30%,在一些费用极高的案件方面。这些案子就是要持续几周大的案子,比如一些重大的诈骗案件。我们在用新的事务性律师的招标模式来实现高的性价比,事务性律师的费用我们已经降低了75%,那么在2015年之前,又要进行另外一个85%的经费的削减。我们也实施了新的简化版的律师费用递增方案。到2015年实现辩护律师的费用平均要削减6%。

  因为我们要降低支出,所以民事方面的法律援助费用我们要削减,比如要削减辩护律师、被卷律师和平和专家的法院费用,除了费用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改变,这些改变跟费用完全没有关系。那么这些措施也是要去改善,公众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信心,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我们要限制监狱法相关案件,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将不需要律师的案件,从法律援助范围内剔除出去,就刑事法援的申请资格设定收入的上限,对于民事法律援助方面,我们要求法律援助提供者承担司法复议案件中的某些经济风险。我们开展更严格的案情审查,以避免资助那些成功前景不明确的案件。之前我讲过,我们也想去介绍居民资格审查,要求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当前,他已经是英国合法公民,或者已经在英国居住了12个月。

  第二个阶段的改革,我们也有一些挑战。这些变化都需要公众咨询的环节,包含对财务和其他方面相关影响的评估,特别是对法律援助提供者的影响评估。更具争议费用削减内容被重新修订,并再次进入公众咨询环节,关于刑事法援的费用削减措施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刑事律师协会他们还抗议了,也有一系列的罢工活动,因为对于费用极高的削减措施导致了庭辩律师不再愿意为这类援助的案件进行服务。除了这些挑战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法律方面的挑战。

  我们往未来看一看,在费用削减下,人们对刑事律师协会的前景开始担心了,英国政府委托前公务员比尔·杰弗里爵士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刑事辩护行业状况进行了一次独立的调查。他的报告里面包含了他对刑事辩护市场的情况,主要就是刑事律师协会迫切进行重新评估和自我改革,否则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刑事律师难以生存下去。报告还提出了许多旨在解决刑事辩护质量问题的建议,如实施更连贯的律师培训机制。针对政府的建议,则设立了一份经批准的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名单,以及在可能的情况对法律援助合同安排进行变革。

  除了我们刚才的杰弗里调查,还有一个莱韦森调查,莱韦森是为资深的法官,他正在对法院的做法和程序做出单独调查,我们希望这次调查能够解决公众关注的对于庭辩律师的分派和法院听证会里面的作用这些问题。部长和官员们已经开始与律师行业展开新一轮的讨论,一边在杰弗里和莱韦森的调查基础上,就刑事法律援助的市场的未来及如何就费用问题确定新的方案达成共识。

  在这些讨论中,一项关键内容是如何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比如为了充分了解市场的运作方式,同时为了给评估、变革对该市场的影响提供基础,到底还要做哪些数据和研究?这个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年改革之后所节约的资金,如果我们的改革到了一个稳定的阶段之后,比如从第一阶段的改革成功之后,每一年要改革的这个节约的金额在我们幻灯片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展示。从2011年开始,我们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前所未有的最激进的改革,讲的是从1949年以来最激进的改革。这些改革大大削减了开支,为政府减少赤字做出显著贡献。

  同时,改革再次强烈向公众表明,纳税人的钱是在最需要的地方最明智的使用,尽管如此,公共财政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当前的法律援助制度仍然无法宣称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变革,就是还要进一步的改革,我不能预测未来的改革是怎么样的。

  那么总结一下,要保证公民获得司法公正,不仅要为那些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人提供帮助,还要降低公民聘请律师的需求。在民事领域,就是意味着支持鼓励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使用,比如调解、仲裁、申诉官员等等,只有最严重、最棘手的官员才需要上庭。

  在刑事方面,要意味着不断努力简化程序,特别是利用新的技术,来最大限度的减少法院和律师的工作时间,以实现明确公正的结果。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希望我说的对你们来讲还是有一些用处的。

  加拿大是世界上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文拟从两个部分将加拿大社区矫正开展情况加以介绍。

  加拿大的成人矫正分别由联邦矫正局和省级矫正机关(10个省和3个地区)负责管理。加拿大内政部下设皇家骑警、安全局、矫正局及国家假释委员会。矫正局负责对联邦矫正机构和假释的管理, 负责刑期在两年(含两年以上)的罪犯的关押和社区矫正。省和地区的矫正机关则负责对刑期不满两年的犯人的监禁和社区矫正。目前联邦的矫正局管辖的犯人约2.1万人, 约有40%的罪犯在社区服刑, 而在省和地区督辖的成年犯中, 约有80%的犯人在社区中服刑。加拿大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主要是缓刑和假释, 执行的方式包括一般的监督、家中监禁、电子监控、中途住所等。加拿大的社区矫正在刑罚执行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体现了目前国际行刑现代化的趋势。

  加拿大《刑法典》对有关刑事犯罪、惩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其中包括了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1992年专门颁布了《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是目前指导加拿大成人矫正的主要法规。该法在制定过程中, 广泛征求了政府有关部门和律师、 法官、警察、公众甚至被害人、罪犯的意见,使法律的出台能得到普遍的认可。

  该法的第一部分是加拿大矫正局对于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的规定;第二部分是对于全国和省假释委员会工作的规定; 第三部分是对于矫正调查者负责犯人申诉的联邦检察官员的规定。除此之外, 还制定了实施细则《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条例》, 它对《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的有关规定做出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犯人移管法》则是针对加拿大作为移民国家的特点, 规定了国际间犯人移管的框架。根据该法, 加拿大人在国外犯罪并被判刑的, 可以回到加拿大服刑同样, 外国人在加拿大犯罪应判刑的,也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服刑。作为人权基本保障法的《权利和自由宪章》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加拿大人包括犯人。因此, 除因法律规定而权利受到剥夺和限制外, 犯人应享受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其他一切权利。1970年颁布的《犯罪记录法》规定了经过一段时间并符合某些标准时, 准许将犯罪记录封存起来。该法所遵循的原则是大多数犯人能被改造好, 犯人过去的不良纪录不应继续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另外, 加拿大是许多国际协议的缔约国, 因此, 他们在矫正领域中也遵守《联合国囚犯处遇最低标准》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规则。

  加拿大联邦级的矫正局负责对联邦矫正机构(加拿大已将监狱统称为矫正机构)和联邦社区矫正的管理, 省级矫正机关负责对省一级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的管理。联邦社区矫正除在首都渥太华设有总部外, 并在全国设有五个分部(按地区管辖), 就西部的太平洋地区而言, 下面又分为四个假释区,四个区下设22个中途住所, 65个假释官, 200个社区志愿者, 共管理1100个联邦社区矫正对象, 假释官与假释对象的比例是1:17。垂直管理的好处是有利于加强业务方面的领导, 减少地方的干预, 有利于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管理和素质的提高。同时矫正机关也注意了与当地警察、法院、预防犯罪和社会发展组织机构的合作, 目的是合力维护加拿大的公共安全。与加拿大联邦矫正局平行的机构有国家假释委员会, 假释委员会的职权是决定犯人在不同形式下有条件释放(尤其是假释)的时间和约束性条件批准、否决和取消对犯人赦免的决议包括对犯人宽赦的建议。在部分省一级也设有假释委员会。

  在垂直管理体制下, 专业化分工明确是加拿大社区矫正工作的一大特色, 如在联邦的假释办公室,设有高级假释官、行政经理、项目管理者、普通假释官、特别任务主任、心理学工作者、牧师、电脑技师、个案管理工作者等。假释官又分为监狱的假释官和社区假释官, 监狱的假释官帮助每一个罪犯制定假释计划, 帮助罪犯获得假释。社区假释官负责对社区假释人员的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者一般需具有本科学历, 还必须具有犯罪学、刑事执法、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教育背景。目前, 联邦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服刑期间的重犯率低于2%。反映了加拿大的社区矫正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 大多数机构是由政府出资运作。但是也有相当的非政府组织出资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以及社会救助。参与的类型包括:(1)企业性组织。它是由非政府机构的私人企业, 通过与政府签订协议向社区矫正对象直接提供多种社会服务和人道服务。这些企业专门负责设计和管理社区犯人的居住和社区矫正, 具体包括经营犯人的“ 中途住所” , 协助开展犯人多样化的矫正计划。(2)自愿的直接服务机构。这是加拿大最具传统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尽管他们可能接受政府的拨款以及公众的资金援助, 但这些组织仍保持自愿的性质, 例如颇具影响力的“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作为一项宗教和慈善运动最早成立于1865年, 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救世军的任务是通过以基督的爱和关心的方式来帮助犯人、被害人、证人、穷人、违法者以及其他人员。救世军的机构向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探视和咨询服务、释放后的计划、居住服务、寻找工作以及监督社区矫正对象等项目。非政府直接服务机构是加拿大矫正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矫正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们参观的一个叫“ 航灯” 的“ 救世军” 的中途住所, 他们是通过与政府签合同的形式为社区矫正对象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他们除了管理假释人员外, 还负责对吸毒上瘾者的矫治, 对生活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的救助。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对社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也积极参加社区矫正的工作。

  在加拿大, 志愿者人数较多, 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帮助矫正对象, 加拿大各级政府每年对志愿者中的优秀者给予精神方面的奖励。

  通过参观几所加拿大的联邦矫正机构, 感触颇深的是他们的矫正机构管理模式充分考虑到有利于罪犯对社会的回归。联邦矫正机构分为高度、中度和低度安全警戒三种, 关押对象是两年以上的罪犯。当罪犯首先经过分类中心后, 根据犯罪的严重性及社会危害性程度, 分别送到不同等级的监狱。但即使是分到高度安全警戒的矫正机构, 在服刑两年后, 也可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进入中度或低度矫正机构。当然, 如果表现不好, 还可以再进入高度矫正机构。这样非常有利于调动罪犯服刑改造的积极性。在中度矫正机构, 监狱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矫正项目我们所到的联邦低度安全矫正机构, 没有任何狱墙一类的屏障, 无论是在远处或近处, 都看不出这是一所监狱。有一个杀人犯被判处终身监禁(加拿大没有死刑), 由于表现较好, 现在低度矫正机构服刑, 并获得了日假释的处遇(白天可到社区学习和劳动、晚上回监狱居住)。该犯的工艺品做得非常漂亮, 一些已在市场出售, 他还准备搞个人的工艺品展览。低度矫正机构的设计类似于一个社区,目的是大大降低罪犯从戒备森严的矫正机构进人社区的障碍。该监狱长告诉我们他们试图把矫正机构办成罪犯回归社会的预备学校, 因此, 他们的重点不是对罪犯进行矫治, 而是通过让罪犯更多地与社区接触来检验罪犯在高、中度矫正机构的矫治效果。他们积极为罪犯创造就业机会, 加强对罪犯的就业技能的培训, 他们还在监狱附近为罪犯开辟了造价低廉的高尔夫球场。监狱长告诉我们他们已购买了250公顷的土地, 希望把矫正机构办成一个农场, 成为一个生产基地来满足附近城市的需要,不仅为罪犯提供就业机会, 而且为罪犯的后代提供一定的援助。监狱长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和行刑理念使我们深受感动。

  在加拿大矫正机构均设有专门的假释官, 在罪犯入监后, 帮助罪犯制定假释计划, 并采取一些矫正措施, 帮助罪犯早日获得假释。根据法律的规定:罪犯在服完刑期的1/6后便有获得日假释的资格(白天到社区, 晚上回家), 罪犯在服完刑期的1/3以后便有获得全日假释的资格, 服完刑期的2/3后, 除少数危险犯外, 大部分都可获得法定假释。因此, 绝大多数罪犯都可以通过假释的形式提前出狱, 这样既能早日适应社会的生活, 同时又受到一定的监督和矫治。既有利于他们的回归, 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加拿大社区矫正出于有利于公共安全和罪犯重归社会的目的, 注意对罪犯的特点及犯罪原因进行全面分析, 如在联邦矫正机构, 注意把握罪犯释放的类型:日假释、全日假释、法定假释等;罪犯的性别、种族、是否滥用毒品,是否有型肝炎,是否存在母亲酗酒(母亲怀胎时, 如有酗酒综合症, 会影响下一代的智商)等问题,是否虐待配偶,是初犯、偶犯还是惯犯,等等。同时考虑罪犯的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心理需要、精神状况及个人成长经历等情况与犯罪的关系。

  在对罪犯的社区矫正监管方面,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严管、中管和宽管的措施, 不同的管束制度可根据罪犯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如果罪犯不能按约到社区矫正办公室会面或超出限定的活动区域, 或继续有违法行为等, 达到一定程度, 可对罪犯的给予收监的措施(并不需要因为重新犯罪)。

  在对罪犯的矫治方面, 他们注重一对一的教育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矫治项目。矫治项目包括理智处理问题和康复的课程、提高认知的技能、对激怒和情感的控制、重新进入社区的训练、心理的辅导和矫治、精神病方面的治疗。另外, 还有对滥用毒品、酒精的矫治项目, 对性罪犯的矫治项目(包括上课、个人辅导、强化的监管、定期报告)。对家庭暴力的矫治项目、进行宗教辅导以及继续提供文化方面的教育。

  在对罪犯的帮助和服务方面, 为罪犯提供不同形式的培训, 包括建筑与环境的清洁、厨师、电脑维修等项目, 同时积极帮助犯人寻找工作, 还通过一些公司的帮助, 为犯人提供就业机会。为生活贫困、工作暂时不能解决的罪犯提供临时性的吃住场所。加拿大联邦社区矫正机构要求工作人员对罪犯的个别化管理情况及时在电脑中做出规范性的记载,并通过全国联网的形式来提高工作的质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本文能为我国社区矫正事业不断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法律援助是现代社会一项社会救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扶危济困、保障人权、彰显公平与正义的惠民工程、法治工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总的来看,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法律援助工作起步虽然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法律援助事业作为彰显公平正义服务困难群众的重要观念不断深入,各方面工作积极推进,质量稳步提升,取得了积极成效。

  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为了加强机构人员管理、经费监管、完善业务规程等,我们制订出台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等规范性文件10余件,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先后与公检法部门就民事和刑事法律援助协作配合等问题做出规范。完善了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和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部门的配合工作机制,与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国家赔偿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法律援助地方立法工作不断推进,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修订或制订了地方性法规规章,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事项补充范围和办案补贴标准三项标准制定任务顺利完成。法律援助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

  法律援助服务困难群众,成效显著。紧紧围绕困难群众民生需求,及时调整经济困难标准和补充事项范围,不断扩律援助范围,为困难群众提供涉及就业、就医、就学等民生事情的法律服务。

  2012年,中国修改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力,将通知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增加通知辩护。今年我们开展了刑事案件诉裁程序试点工作,并建立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由值班律师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进一步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重点人群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推进,加大对农民工、残疾人、妇女儿童、老年人、军人军属法律力度,针对其不同特点,努力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合法权益。

  去年,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5万余件,提供法律咨询627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3.4%和8.9%。法律援助服务方式更加便民、利民,近年来我们以开展便民服务专项活动为抓手,推行了一系列便民、利民新举措,努力使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更加方便快捷,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更加优质、高效。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便民服务窗口建设,在临街一层等方便困难群众的地点设置专门接待场所,完善无障碍配套设施,设置便民服务指示牌,方便困难群众寻求法律援助。目前,全国已建立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2790个,其中临街一层窗口数占到67.9%。扩大基层服务网络覆盖范围,在司法所普遍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级设立法律援助点,发展联络员,将法律援助服务触角向社区、乡村延伸。全国设立各类法律援助工作站6.5万余个,简化受理审查程序向低保人群等困难群众发放法律援助卡,免于审查经济困难条件,对有特殊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的援助对象实行电话申请,上门受理等服务方式,建立便民服务网络平台。实行网上受理、申请、审批,法律援助受理审查工作更加简便易行。

  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制,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中央财政于2005年设立了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2009年设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资金,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和办理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等法律援助案件。地方财政拨款力度持续加大,全国已有89.9%的地方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3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资金,201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达到16.28亿元,为推进法律援助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当前,中国法律援助工作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习主席多次对维护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为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面对新形式、新任务,司法部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律援助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以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扩律援助覆盖面,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大范围内的困难群体,着力深化便民服务,规范服务行为,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和群众满意度;着力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增强法律援助提供能力,做大、做强、做优法律援助事业,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中的职能作用。具体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扩律援助覆盖面。一是扩律援助事项范围,推动省、区、市人民政府按照法律援助条例授权,以公民权利保护优先顺序,逐步将就业、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逐步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

  (二)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推动各地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将法律援助覆盖人群从低保群体拓展至低收入群体。

  (三)建立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将更多需要国家和社会对于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作为法律援助重点对象,针对不同群体特点,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法律援助服务,切实保障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工作,完善侦查、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法律援助工作制度,确保法律援助工作贯穿刑事诉讼程序始终,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推行人民法院、看守所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及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提供法律咨询等帮助。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效果。建立法律援助、参与刑事和解、刑事案件诉裁程序试点工作机制,加强死刑复核案件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促进案件公正办理。完善法律援助介入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机制,加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力度。

  (一)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围绕加强窗口建设、完善服务制度和规范履行便民窗口的指引、法律咨询、申请受理等职能,深化援务公开,把公开透明的要求贯穿于法律援助服务各环节,完善异地协作机制,降低受援人异地维权成本,健全网络便民工作制度,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政府完善服务平台。

  (二)规范法律援助规范行为。完善法律援助申请、受理审查制度,完善法律援助承办环节工作制度,落实各项行业规范和标准。改进案件指派工作机制,根据案件性质类型,法律援助人员专业特长和办案情况,受援人意愿等因素,合理指派承办机构和人员,对死刑案件未成年人案件等特定案件,严格承办人员资质条件。

  (三)加强法律援助质量管理,健全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在援助前、援助中和援助后各个环节实现全程跟踪,建立重大疑难案件督办制度,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健全评估指标体系。完善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制度,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困难群众享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

  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建设,制定与法律援助条例配套的规章制度,努力形成层次清晰、体系完备、内容全面、科学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继续推动建立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适时调整补充事项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逐步扩律援助覆盖面,加快制定法律援助各项业务规程和服务标准,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健全人员管理和内部管理制度,规范法律援助人员行为,提高工作管理水平。司法部以着手启动法律援助法立法前的调研准备工作,推动提高法律援助法治化水平。

  继续落实好中央政法经费保障政策,推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期财政,建立法律援助经费动态增长机制,提高办案补贴标准,加大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对西部地区倾斜力度,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多渠道筹措社会资金,充分发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地方法律援助基金会的资金募集优势,广泛利用社会资金支持法律援助事业。

  健全法律援助管理体制,理顺工作关系,完善工作监管机制,需要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考核,落实司法行政机关监管责任;需要加大对法律援助机构,各类法律人员监督力度,确保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依法尽职履行职责;同时还需要完善经费管理方式,强化经费管理力度,对违法、违规使用法律援助经费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管理人员和单位的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播撒法治阳光的崇高事业,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共同使命,让我们携起手来,不断深入中欧法律援助项目合作与交流,不断致力于提高双方法律援助工作水与质量,进一步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进一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正。

  中国的法律援助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短短二十几年,法律援助经费不断增加,各项法律援助制度不断完善,法律援助标准不断降低,受援对象不断扩大,法律援助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将中国法律援助的历史发展及实践做法作一讲解。

  中国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探索开始于1994年,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的出现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背景,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贫富差距的现象,保障经济困难公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平等的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成为保障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轨道,要求困难群众享有平等保护、保障其平等从事经济社会的活动。同时,我们国家的审判制度由旧的质权主义向新的抗辩式转变,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律师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公民请不起律师,没有能力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1994年在改革律师体制中,司法部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推动在一些大城市进行法律制度的制度试点,并且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和颁布《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制度作出规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为贫困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

  第一张照片就是时任司法部长肖扬曾经任我们中国的首席官,肖扬部长在主持召开司法部的会议,讨论研究建立法律援助的制度问题。这两张照片就是当时部分省市相继成立法律援助中心,肖扬部长出席广东省、河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挂牌仪式。这张是1996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和法律援助基金会相继成立,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法律援助制度,图为肖扬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揭牌大会。20年间,伴随着国家推进依法治国和不断加大保障民生工作力度,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是积极推进法律援助制度化建设,2003年我们认真总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成功经验,在吸收和借鉴国外法律援助有益做法的基础上颁布实施了法律援助条例,确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各项工作原则,2012年,中国大幅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进一步强化了法律援助在诉讼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担负着法律援助告知和通知的义务,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试用范围。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加健全的法律保障。目前,中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业法》等十多部法律从不同领域对保障不同困难人群的法律援助权力做出了专门的规定。中国司法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法律援助条例为核心的法律援助、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制度化、规范化。

  二是稳步推进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截止到2013年底,在省、市、县三级,共建立3000多个法律援助机构,依托街道、乡镇司法所和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老年人组织、残联等相关单位设立了六万多个法律援助工作站点,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达到近15000人,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达到10多万人,全国20万名职业律师,10万多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接受法律援助的指派,参与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许多社团组织、公益组织、高校法律诊所,也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公益法律援助服务。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基本满足了社会对法律援助的多样化需求。

  三是不断拓展法律援助服务领域,除了在刑事诉讼中扩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外,还积极将就业、就学、就医、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住房环保等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事项纳入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放宽了法律援助经济标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使法律援助覆盖人群逐步从低保群体拓展到低收入群体。

  2013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5万件,提供来访、来电、来信咨询近630万人次,法律援助工作已经成为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进程中,中国选择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上个世纪末,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相对落后。为了能够满足人民大量存在的法律援助需求,中国政府提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体系。中国政府不仅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为推动法律援助的发展负有责任,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还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社会力量利用自身资源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这种倾全国之力,推动法律援助的政策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能够覆盖到全国城乡各个层面的法律援助体系,每个县以上的人民政府都建立了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网点,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机构遍及城乡社会的各个角落。近20年来,全国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和办理法律案件的数量一直保持年平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在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最多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符合国情的法律援助发展政策,这样的发展成果无法想象。

  (二)是律师必须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中国法律规定,每一位职业律师都必须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律师事务所、律师没有正当理由不能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基于中国经济困难人口多,法律援助需求量大,中国律师业起步晚,律师资源相对不足,地区之间相对发展不平衡这样基本的事实。律师职业价值观也极力达到的鼓励律师积极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从实际效果看,法律规定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不仅解决了法律援助资源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也为在现有条件下不断扩律援助覆盖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了保障律师顺利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法律规定律师有要求法律机构出局办案公函,协调与相关部门的关系,支付办案补贴和受援人配合等权力,在实践中一些律师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选择一些社会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律师成立了法律援助律师库。行使法律援助律师团、维护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律师团、青少年法律援助律师团等,专门承办某一类型的法律援助案件,允许受援选择律师,为受援人提供更加优质和人性化的法律援助服务。

  目前,中国有25万多名职业律师,平均每年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代理性法律援助服务30多万件。中国的律师为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展现了良好的职业形象,同时也从这个具有扶危济困传统美德的社会中获得了良好的职业赞誉。在中国法律援助发展20年中,中国的法律援助管理者从实际出发,还创造出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为确保法律援助工作取得实效,起到积极的作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考评。

  1.是将法律援助纳入地方政府为民办事实项目。作为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解决长期制约法律援助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投入不足问题,使法律援助可以惠及更多的困难群众。

  2.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法律援助便民主题实践活动,将便利困难群众获取法律援助作为主要目标,对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设施、服务流程、申请审批手续、等待时间等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大大方便了困难群众获取法律援助服务。

  3.是司法部组织开展了一加一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项目,组织一批志愿者、律师、大学生、志愿者到西部服务,有效解决中国西部地区律师资源短缺的问题,使西部贫困地区的人民能够平等享有法律援助。

  4.是依托相关机构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系点、设立法律援助流动办公室,利用节假日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服务活动,开展送法下基层活动等,极大提高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公众知晓率,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方便了群众就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所实行的这些政策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的,实践也证明,这些政策为推动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地域辽阔,法律援助事业起步较晚,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也同一些欧洲国家一样,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1.是困难人口多,法律援助需求量大。2.是法律援助经费和人力资源不足,而且在地区间分布不均。3.是法律援助制度有待于提高。4.是法律援助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有待完善。随着全面推进依法各国和保障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创新法律援助制度,任务还很繁重。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法律援助工作在面临困难和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国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家主席习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决不允许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

  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列入到国家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布局之中加以强调。今年4月21日,习主席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要在不断扩律援助范围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注重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努力做好公共法律体系建设,这为中国法律援助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下一步中国司法部将按照国家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的要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满足困难社会成员的法律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扩律援助范围,努力使法律援助覆盖到更多的困难人群。加律援助经费投入,提高法律援助保障水平,丰富和完善法律援助方式,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形式更加多样的法律援助服务。加强法律援助质量管理,确保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法律援助法治化水平。展望未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必将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女士们、先生们,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中国也是开放的中国,法律援助是人类法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各国法律援助界同行在立足本国国庆的基础上,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和合作,对推动各自国家的法律援助的发展和完善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在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过程中,注重立足本国世界,借鉴世界各国法律援助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不断完善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我们与许多国家开展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活动先后将一些国家实行的诊所服务、律师值班、值班律师、公共法律服务教育、社区需求与质量评估、管理知识与技能培训有益经验和做法,创造性的运用到中国的法律援助实践,我们还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法援助组织和有关国家举办的各种会议和活动。致力于将国际社会所倡导的法律援助原则用于推动本国的法律援助实践。

  这一次,中欧法律援助合作项目为我们交流各自法律援助经验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桥梁,我相信通过举办这次中欧法律援助研讨会,交流中欧双方在法律援助政策、质量保障、治理体系等方面的经验、见解和观点,必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彼此法律援助的了解和理解,进一步增进我们相互间的友谊,对深化相互间法律援助交流合作,促进、提高各自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